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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跃文:经济特区发展率先实现五大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40年来,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实现从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向基于价值创造的竞争优势的华丽转变,率先实现“五大跨越”,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奇迹,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
  一、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敢闯敢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率先实现了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转变;以流通体制改革为着力点,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统购统销的僵化流通体制,实行国有、集体、私营商业相结合,内外贸相结合,农工商和农工贸相结合的新流通体制;以企业改革为攻坚战,率先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一步步走过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数十倍甚至百倍增长。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率先转变政府职能,推动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逐步从企业微观决策退出,转到加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上来;率先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既离得开又管得好。在政府推动和引导下,逐步建立起包括资本、技术、人才、产权等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制定出台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创新政策等,为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都发挥好,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经济特区的改革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且可以结合得很好。进入新时代,经济特区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跨越
  马克思晚年在探索不同国情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时,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而又有自己独特优势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这一设想对于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或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40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成功实践,一个边陲小镇从农业社会直接跨越到工业社会,也带动和引领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制造业大国。
  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除厦门外,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在成立之初,工业基础都相当薄弱甚至完全没有工业基础。特区成立后,通过发挥本地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探索出了一条“产业构成以工业为主、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外销为主”的“三来一补”工业化模式,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建设成为国外资本集聚、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新城。特区在经历早期依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初级工业化阶段后,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工业效率,促进工业结构高级化,依靠创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打破全球价值链“瀑布效应”,建立起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优势,不断实现工业化升级换代。深圳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外向型加工工业,到90年代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和物流业,再到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一路加快,实现了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深圳创造”再到“深圳智造”的蝶变;厦门在经济转型同时积极推动城市转型,打造了“一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进入新时代,经济特区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实现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跨越
  20世纪90年代,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牢牢占据了知识经济的制高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阶段。如何充分利用信息革命带来的千载难逢机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成为当时尚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国经济特区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发展道路,实现了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当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深圳敏锐地捕捉到高新技术革命推动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巨大机遇,瞄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信息化建设条例》等系列政策措施,提出“通过信息应用工程实施,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牵动信息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总体思路,大力推动信息产业成为深圳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厦门大力推进软件园建设,启动“中国软件名城”创建试点工作,不断推动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使信息化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重塑了厦门的产业结构;汕头坚持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环境优化”为原则,以“产业抱团、资源融合、业态转型”为抓手,积极探索具有汕头特色的电子商务发展新路,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同时,经济特区注重用信息技术来改造制造业和其他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从而大大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此外,特区还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信息化层次和水平。深圳在5G、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厦门火炬高新区已成为国内互联网领域“单项冠军”聚集地;珠海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抢占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先机。中国经济特区成功跨越“数字鸿沟”,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为后发国家或地区抢抓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历史机遇,成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提供了“中国样本”。
  四、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跨越
  人才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经济特区很早认识到必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率先启动“人才强市”战略,重塑经济增长内驱动力。早在1987年,深圳就出台全国首个鼓励高科技人员以技术专利、管理等要素入股的政策。此后,制定实施系列人才政策,深化创新人才引进和管理制度,放宽创新型人才入户政策,将高技能人才纳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范围等,千方百计招揽、吸引全球人才参与特区建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珠海、厦门、汕头也是我国最早大规模、大力度引进人才的城市,在重奖高科技人才、完善人才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等多方面率先突破,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乐土,极大提升了经济特区的人才竞争力。1992年,珠海在全国首开先河召开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励大会,对为推动科技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百万元重奖”,塑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城市品牌,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示范效应。
  同时,特区加快科教事业发展,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全力支持本地高等教育建设,引进国内外一大批顶尖优质高校和科研机构。经过40年的发展,特区已构建了成熟的“人才引进”与“人才本土培养”相结合的体系,从成立之初的“无高等院校、无科研院所、无创新载体”的“三无”城市,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和高科技人员的创业创新基地。在人才强市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引领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技术与产业异军突起。深圳过去依靠人口红利做大城市,现在依靠人才红利做强城市,特别是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大疆等一批本土企业成长为全球行业领先企业,一跃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和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五、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跨越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低收入国家低人力成本竞争和高收入国家高科技竞争的双重挤压下,经济发展放缓并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深化实践表明,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升级,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中国经济特区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持续走工业化深化之路,实施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结构。特区成立之初,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利用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等途径推动生产力要素跨国流动,将外部高级要素与特区未被有效配置的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本等闲置要素相结合,发挥要素的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快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经济特区实现了从加工贸易向高技术产业转型,克服比较优势阶段的不足,实现了经济内生增长和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当前,特区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坚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吸引各种国际高端要素资源快速聚合,推动产业跃向全球创新链的顶端,从跟随式发展转向引领式发展,大力推动特区制造向特区创造、特区速度向特区质量、特区产品向特区品牌转变,成功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跨越。2019年,深圳、珠海、厦门人均GDP分别为29498美元、25400美元、20691美元,均超过国际公认的发达经济体人均GDP20000美元的门槛,为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特区经过40年发展,率先实现“五大跨越”,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充分展现党中央打造开放新高地、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经济特区必将担负起中国社会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使命任务,继续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先行探索、走在前列。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