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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超:在资料篦梳搜寻中创新体例

  

  弥补有关研究的不足

  谭群玉、曹天忠两位教授是著名的“史坛伉俪”,他们编撰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成果之一《岑春煊集》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岑春煊的论著、奏折、公牍、文告、电报、信函、谈话、演讲、题词等多种著述,共计6大册,近500万字,资料翔实、内容丰赡。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外交等领域转型的重要时期,类似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岑春煊等人物,在历史大转折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岑春煊被认为是晚清时期与袁世凯、张之洞齐名的重臣之一,历任陕西、山西、广东巡抚,四川、两广、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等地方和中央大员,是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民国以降,他多次处于政治漩涡中心,“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政潮都有其身影,还一度成为南方军政府领袖。纵观其生平事功、心路历程、人物交游等即可知,岑春煊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
  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其关注者不多,取得成果数量亦十分有限,这与其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其中,很大原因是长期以来涵括岑春煊主要事功的资料集阙如。《岑春煊集》的编纂出版,可谓弥补了这一不足。
  创新体例编排用心
  该文集的资料搜集工作自1998年启动以来,已历二十余载。编者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之上,尽最大努力寻觅散居各处的岑氏文献材料:地毯式搜寻,篦梳式排查,真可谓罗掘俱穷、煞费苦心。除对广州本地资料普遍撒网外,编者还数度前往北京、上海、南京、南宁、昆明、成都、香港、台北等地查询史料,不愿放过任何可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等重要馆藏,以及《军政府公报》、上海《申报》、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时报》《中华新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香港华字日报》等各大报刊均在其视野之内。
  全书努力吸纳编年体和专题体编纂所长而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其整体结构采用通行的编年体例编就,以避免专题体按类编排隔断与其他类文献内在关联的编纂缺陷。以年月日为序编排史料,给使用者提供了连贯了解历史脉络的视觉便利,也便于查阅利用。但在标题的设置上则标注每份资料的类别,以满足有专题需要者之特需。
  另外,文集每每在细部编排上体现编者的良苦用心。如标题设置方面,一般文集信函惯用标题常作“某某致某某函”即可,这能省却不少编辑时间。但读者若要知道函件具体内容,则不得不一一查阅所有相关函件原文,辗转费时。本集在标题中则会概括出某某因何致某某函及其主要内容,其他类型文献也努力在标题中尽可能体现文献的内容主旨,让研究者只看目录即能一目了然,大大节省检索时间。此外,仔细考订注明著述时间,详尽标明底本来源,有的篇目还努力找到多个版本文献进行比对,尽可能精中选优。这些均体现了编者对人物文集编纂规范的严格遵循,使文献的精确度得到提升。
  人物文集编纂不易
  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史料又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人物文集是史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质量上乘的人物文集,均是史学研究的经典性文献来源而被广泛征引,并随时间推移和学术沉淀历久弥新。不少学有所成的著名学者,大多是从史料的积累着手。这既有助于筛选出具原创意义的选题,使研究能够有的放矢;又能通过相关资料的广泛搜集、精心整理和有效运用,使所撰论著基础牢固,见识独到,行远留久,避免了研究成果游谈无根及结论的空泛无力。
  但要编纂一部“权威”性的人物文集着实不易。资料的收集、整理、编校、考证等环节的耗时费力自不待言,编排工作要做到全面、科学和准确的有机统一,也得颇费心思。此外,忠实原文的原则要求,更使这类编辑工作受诸多约束,光是长时段的逐字反复校对、每个标点不敢走眼所要求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已是对编者精力毅力的高度考验。
  近些年职称晋升考核要求对该类成果并不看重,因而尽管学者们每每强调此类成果对提供研究凭据多么必不可少,但多数学者对之仍然望而却步,不愿从事此类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编者在如此漫长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不渝地坚持按质超额完成原定的编辑计划,个中滋味恐非一般人所能体味。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