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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鹏:一国之内岂有国家安全 “不设防”的化外之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的落地实施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的成立,为香港乃至整个国家加上一道安全“关防”,是顺天意、得民心之举,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主权国家不重视建设自身的国家安全,更没有哪一个“不设防”的地区能够长久存在。地中海沿岸古城迦太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终因“不设防”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现代国家,无论实行单一制抑或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于国家立法权力,保护国家安全、遏制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通行原则。例如,美国的《美国法典》《国土安全法案》《联邦选举竞选法》《爱国者法》《云法案》等国家安全立法,体系严整、内容详尽、规定细密,旨在运用一切可行手段保护国家安全、防范外部势力渗透。对美国人而言,蓄意散播、劝说他人使用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行为均属颠覆政府罪,最高判处20年监禁;对叛国者,可以判处不少于5年的监禁,最高可处以死刑。2013年,美国“棱镜”项目曝光,向世人展示了美式“国家安全”,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长期以来,香港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深度参与国家发展建设,与内地取长补短、相互成全,在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回归后,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实践证明,“一国”之本愈是坚实、牢靠,“两制”之利愈能充分发挥。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环境变化以及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来临,香港这一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建设的隐患也逐渐显现出来。本来,“一国两制”下,香港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其与大陆同属中国主权范围不容置疑。一国主权之内,岂容有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化外之地?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一直无法完成,原有相关法律长期“休眠”,导致香港在维护国安方面的法规制度、机构设置存在诸多漏洞,实际处于世所罕见、极不正常的“不设防”状态。
  正是这一“不设防”的状态,给了外部势力和颠覆分子可乘之机。从非法“占中”到旺角骚乱、再到修例风波,香港内外的“反中乱港”势力从未消停,他们不断炒作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议题,借题发挥、挑拨事端,成为香港社会的重要乱源。一些境外势力长期插手、肆意干涉香港事务,借助立法、行政、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捣乱;一些所谓“泛民主派”人士及部分青年公然鼓吹“港独”,叫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制造“黑色恐怖”,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去年爆发的“修例风波”,更是以“反修例”之名,行“颜色革命”、恐怖主义之实,公然挑战“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将香港推至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近年来,内外“反中乱港”势力愈加倾向于勾连合流,妄图以香港为“突破口”侵害中国国家利益,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一国两制”20多年来所积累的制度绩效日渐磨损,“东方之珠”黯然失色。正所谓,“一国”国安之不存,“两制”之繁荣稳定焉附?
  职是之故,中央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对“一国两制”负责、对750万香港同胞负责的坚定态度,采取“全国人大决定+立法”的方式,迅速出台香港国安法,进而成立驻港国家安全公署。法律制度纲举目张,机构人员粲然大备。中央出手,并非出于无奈,也非权宜之计,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审慎作为,体现出真诚为港之用心和维护国安之决然。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实施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的成立,标志着“不设防”的香港成为历史,是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点,更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里程碑。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国安法堪称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市民安宁的“守护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不啻为“香港安全的使者”“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国有藩篱,法有禁区。香港设“防”,防的是“港独”,防的是“黑暴”、恐怖,防的是“反中乱港”的外部势力,防的是包藏祸心的极少数人。
  有人杞人忧天,担心香港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损害香港的自治,不妨看看一水之隔的澳门。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11年来的经验弥足珍贵,其迄今从未在法庭上被动用的事实,同样值得深思。告别国安“不设防”的香港将与澳门一道,阔步走向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的新征程。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