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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技术赋权如何消解新业态中新生代劳动者的集体性行动

  【作者】李超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所

  【摘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既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技术赋权,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新的社会流动通道,赋予新生代劳动者更多的职业选择权、流动权,也赋予了新生代劳动者更多的劳动决定权、自主权。在这个过程中,职业的倦怠感、收入的不稳定、社会保障的不确定等,因技术赋权带来的低成本职业转换、相对职业自主性、新业态从业满足感而消减,从而使得新技术背景下的新生代劳动者,即便是生存在一个基于微信朋友圈的横向连接网络中也缺乏借助网络动员进行利益维权的意识,并将个人前途寄希望于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颠覆式创新给个人带来的劳动机遇和生活期盼。

  【关键词】技术赋权;集体性行动;新生代劳动者

  【来源】《学术论坛》2019年第5期

  一、集体性行动何以在新技术形塑下消减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来自国外的资本、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与国内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现了高效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助推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性生产制造基地[1][2]。外向型经济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其背后也潜藏着管理不规范、劳动环境不友好、超时加班普遍存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3][4]。在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组织化利益维护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非正式的集体性行动成为劳动者维权的重要手段[5],但集体行动受制于经济周期性运行、信息技术发展、地方政府治理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与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特征、企业规模性质、日常劳动管理等中微观因素有关,从而呈现出周期性、多样化特征,不能一概而论。在正式制度缺乏、利益表达驱动不足的社会环境中,集体性行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社会减压阀机制和临时性的维权手段,但作为一种非法治化、非制度化、非结构性的维权方式,集体性行动不仅违背法治的理念和原则,而且也对社会稳定和社会运行构成挑战,并且集体性行动无法达成合理利益再分配和建构良性社会秩序的社会发展目标,自然无法成为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良策。

  自2012年开始,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爆发式增长,移动支付、新媒体技术以及新技术的跨界融合与推广,不仅建构出新的生活场景,也形塑出新的劳动场域。生活场景和劳动场域的双重转变,深刻地影响到劳动者尤其是新生代劳动者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和行动模式。相关研究揭示,移动互联网的远程传播能力和横向连接能力,有助于实现大规模的网络政治动员[6],进而会影响公共舆论,并最终导致集体行动[7]的出现;进一步来看,互联网给政府和社会都进行了赋能[8],这种技术赋能,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权力的边界[9],从而增加了行动者突破现有制度性、结构性约束的博弈能力。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移动支付、新媒体技术普及性应用,而新生代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却逐渐消减了?对这种消减背后的行动者逻辑如何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新技术尤其是广泛使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和发挥了怎样的功能?这就需要深入新生代劳动者群体的劳动过程进行探究。

  二、集体性行动的逻辑视角与行政吸纳的实践形式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位于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中低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在全球生产和价值秩序中的结构性弱势,客观上不利于劳动者的利益再分配地位,再加上区域竞争激烈和地方治理体系不完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利益无法得到可持续保障。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基于自身处境,往往倾向于通过先赋关系网络、技术唤醒、社会组织干预等方式,采用非正式的集体行动进行维权。有数据表明,仅2001年到2004年,广东省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就从2358起增加到4008[10]。农民工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不仅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水平,也对当时的社会治理、社会稳定构成了挑战,无助于良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基于此,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和研究了市场转型以来出现的集体行动及发生逻辑。周雪光[11]代表的是制度行动逻辑,他基于制度主义视角探讨了中国社会背景下集体行为发生的结构性因素,从政治机会结构、制度结构分析了现有的制度框架和结构如何形塑了行动者的选择空间和利益表达渠道,其中就包括了集体行动。应星[12]、张磊[13]代表的是权益行动逻辑,探讨了行动者如何基于现有规则、政策进行个体合法权益的争取。张磊[14]在借鉴和拓展欧博文[15]“以法抗争”概念和思路的基础上,指出在争取个体合法权益的集体性行动中,需要将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观、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结合起来,在现有规则基础上进行合理维权。应星[16]也认同当前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利益表达更多是基于规则意识而非权利意识。蔡禾代表的是理性行动逻辑,蔡禾等[17]认为农民工的剥夺感和个体行动能力对集体行动具有显著影响,是否进行利益表达更多是基于个体主义逻辑,是从个人利益计算、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作出的选择。郭于华、沈原、潘毅和卢晖临[18]代表的是技术行动逻辑,基于技术主义视角和技术增权赋能的影响,认为随着代际变迁而出现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借助互联网所带来的横向联系和资源动员,从而推动和参与集体行动并维护个人的劳动权益,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技术增权和扩权,新生代农民工得以成长为城市社会的新市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提升现代化社会治理的能力,这就使得行政吸纳成为地方政府应对集体性行动和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从具体运行来看,行政吸纳包括两种视角:一种是制度吸纳,侧重从学理层面来分析中国政策的智慧和理念,从政策演变逻辑的角度指出了社会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改进[19];另一种是实践吸纳,侧重从实用主义来探讨地方政府治理的逻辑和机制,呈现出行政主导性和民意吸纳性双重主导特征[20],其中政府、企业吸纳工会就是实用主义实践的集中体现。因此,通过行政吸纳,将劳资冲突、劳资对立转变为经济领域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内部协调关系和制度,外部注入资源和力量,从而瓦解矛盾和冲突,破解集体性行动发展的动力体系和政治机会结构。

总之,当前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和视角,还是应对集体行动的策略和机制,都是基于垂直分工秩序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的,都倾向于认为集体行动是发生在一个社会边界清晰、社会网络简单、利益诉求明晰,且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特征的工业社会中,具有鲜明的工业社会特征。此外,制度行动和权益行动的逻辑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立场,理性行动和技术行动的逻辑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并未纳入新技术应用下的技术赋权逻辑。随着中国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建立新技术主义的视角,也即分布式社会秩序视角,而非从垂直分工秩序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当前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消减;同时需要基于统合主义立场来进行深入分析,在一个社会边界是动态的、社会身份是多元的、社会流动是交互的和新技术广泛应用的社会中,新技术及其所造就的新业态,消解了集体性行动的结构性条件和制度市场因素,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消减。可见,新技术重构的分布式社会秩序中,逐渐建构出不同于传统工业生产中劳资双方的零和博弈关系生产体制,这不仅极大增强了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和市场能力,而且改变了劳动者的地位和身份,从而实现对新业态从业劳动者的赋权增能。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涌现出大量建立在移动互联平台上的新业态和新职业。尤其是随着以平台型企业、移动支付、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传统约束下的就业形态在技术变革影响下会日趋多元多样,并且这种就业形态呈现出多类型叠加、多形式并存和新旧继替的新趋势。这种因技术变革和新技术采用而出现的劳动者,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传统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和生产管理,也将影响当前集体性行动的表现形式和走向。

(一)研究概念

“技术赋权”是一个经验性、复合型的概念,由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中性概念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组成,是指由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增强了社会成员的市场生存能力和利益博弈能力。其中,赋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产物,本质是一个优势视角的概念[21]。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化与不平等、贫富差距与阶层差异、弱势群体与边缘社群也随之出现。如何帮助底层人群、弱势阶层和边缘群体摆脱短缺困境,避免被资源短缺、技能短缺、能力缺乏、信心缺乏等锁定,这就需要外部的良性力量,比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力量等,从优势视角出发给予支持和引导,从而激活他们的资产盘活能力、市场发展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社区参与能力、团体组织能力、技能应用能力、资源分配能力等[22]

在本研究中,技术赋权是指基于新技术的发展创新和普及应用,相关从业人员借助新技术或新技术的应用,从而实现工作选择权、劳动自主性和市场能力上的能动性提升,主导能力增强。从实践层面来看,技术赋权要么消解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各种结构性束缚,比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不同职业或工作之间的技能壁垒等;要么建构出一套有效提升劳动者市场适应能力、增强劳动者劳动博弈能力的新经济业态和新就业模式。因此,结合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和逻辑来分析,技术赋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技术赋权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利益结构,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资方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优势,在新技术条件下,随着分享经济和共享模式的应用和推广,改变了付费方式和优化了利益分配机制,使劳动者的利益实现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二是技术赋权提供了劳动者多样化的职业选择机会,新技术带来的新业态和新用工模式,为劳动者创造了新的机会空间和选择通道,劳动者可以在传统劳动力市场和新技术业态用工模式中自由切换;三是技术赋权提升了劳动者在泛技术化生产生活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

(二)研究框架

基于此,本文从利益、机会和结构三个维度构建起一个综合性研究框架,力图呈现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集体性行动消减背后的作用机制和内在机理。

其中,利益是指新技术生态环境下新生代劳动者当前所处的市场优势。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总量的减少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新生代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和挤压不断缩小,再加上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宽松,尤其是新技术变迁带来的就业机会变化,进一步助推了新生代劳动者市场优势的形成。与此同时,新技术催生了新业态和新就业模式,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与博弈过程中讨价还价、流动选择的能力大大增强。

机会是指新技术给市场和劳动者带来的机会空间。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增权赋能,既为新生代劳动者提供了传统经济的就业机会,也提供了新经济的就业机会,并且这两种经济形态的就业机会并不存在明显的藩篱和障碍。

 结构是创新驱动政策和新技术持续改进所营造出有利于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环境。当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策,都在全力推动创新和技术应用,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深化环境,也重构了生产环境和劳动环境。这种生活生产环境的重构,形塑了人们尤其是新生代劳动者的行为选择。

具体来看,利益、机会和结构共同催生和建构出了新生代劳动者新的机会空间和个体选择,如图1所示。

在新技术形塑的技术—市场社会中,新生代劳动者深度嵌入其中,实现了生产生活的技术—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技术要么对传统生产生活进行重构,创造了新的机会空间,吸纳新生代劳动者进入新业态,或者为新生代劳动者在传统就业之外营造新的流动空间;要么建立起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建构出新的行动空间,为新生代劳动者创造和提供新的职业选择,诸如网约车、外卖小哥、微商等,其入职门槛较低、职业自由度较高,深受新生代劳动者的喜爱并广为接受。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下的工作形态和劳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生代劳动者只需要对技术负责,对平台负责,依靠平台发布的技术命令开展工作,这种全新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方式,使得新生代劳动者呈现出不一样的群体形态,表现出不一样的社会心态,从而形塑出他们对待新技术—市场环境中的集体性行动的立场和态度。

(三)研究方法和过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技术、新职业对新生代劳动者集体性行为的态度和立场,也为了更好地探讨当前新生代劳动者为何宁愿选择流动职业也不愿参加集体行动背后的因果机理,笔者利用打滴滴专车、网上叫餐等机会,成功地获得10位从事新职业的新生代劳动者的信任,并通过实地跟踪的方式,依照访谈提纲完成了本次访谈。10位被访的新生代劳动者,全部为男性(未能成功约到女性受访者完成访谈),年龄介于19~32岁;教育程度介于初中到大专之间,以高中、职高为主;职业主要以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为主,也有受访者存在弹性兼职的情况。在10位受访者中,5位受访者的职业是网约车、出租车司机,5位受访者是外卖小哥。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流动性较高,其中有3位受访者的身份在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之间自由转换,1位是自由职业者,目前以做网约车司机为生,1位是自购车并进入滴滴平台做专车司机;外卖小哥的短工化现象较为明显,他们中有3人是从企业打工转过来,有2人是刚工作不久的新人。总体来看,10位受访者从事的职业在新生代劳动者中很有代表性,并且他们的成长经历、生活机遇、阶层心态、社会流动等很能代表当前新生代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特点,能够有效呈现新生代劳动者在新的技术—市场背景下的行为选择及背后的技术—市场形塑的力量。

“新—旧”业态的跨界流动和创新驱动形成的技术—市场,共同消解了集体性行动的机会结构

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市场化发展会加剧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当传统的庇护—依赖型社会契约被具有自主性和追逐利润的管理者所取代后,劳资关系的紧张不可避免[23]。同时,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会强化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的诉求[24],尤其是当工人对现状不满或者现实与期望的差别较大,都会导致人们对管理者的挑战[25],进而引发集体性行动和对抗性社会运动。在中国,由于政府积极拥抱新技术和创新技术应用,使得新技术—市场为新生代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创造了具有较大选择权的行动空间,再加上人口代际更替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客观上推动了权益问题转化为消费问题,使得劳资冲突关系转化为劳动者与新技术的合作关系问题。因此,新技术消解了社会问题,也融合了消费问题,推动权益问题转变为人与技术PK的“乌托邦”问题,使得劳动者的集体行动逐渐消减。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客观上降低了职业选择的竞争性和结构性约束,从而提高了新生代劳动者的职业自主权和自由度

 有研究显示,中国人口面临着刘易斯转折点[26],劳动年龄人口新增数量趋向减少,劳动力市场总量供给减少必然使得劳动者的职业选择和职业竞争性随之减弱,从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培育也将日渐规范和有序。

1.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出现新变化,客观上有助于新生代劳动者的自由择业和社会流动。在人口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同时,中国人口的代际更替逐步完成,2010年全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口占41.24%①。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趋缓和人口代际更替完成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与流动也变得更加容易。在实地访谈过程中,有被访者表示:“现在出来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我记得我父亲他们出来打工的时候,是求着别人找工作,现在变成了企业、工厂求着我们来工作。”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作的重要性也在相对减弱,农民工对职业的选择权重在不断增加,被访的新生代劳动者就表示:“现在想去哪里找工作(都)很方便,因为中国的高铁很发达;想去干什么也很(方便),很多工作基本上是透明的,尤其是我们从事网约车工作,在网上登记注册就可以完成。”更进一步来看,职业流动的结构性约束因素也随之减少,有被访者就说:“现在这个工作,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没有什么压力和影响,反正找工作也容易。”

 宏观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客观上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具保护性的劳动力市场,这在新生代劳动力的求职和换工情况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出来工作的这几年,换过很多工作,每次去工厂登记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去上班,很多曾经的工友或同事经常跟我说厂里缺人,问我要不要回来工作。换工作也很频繁,做过工人,当过服务员,跑过业务,做过销售……不存在找不着工作的情况。”(被访者)

 2.新技术改善了微观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境遇,提升了新生代劳动者的职业能动性。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移动互联技术的确赋予了新生代劳动者更大的职业选择权和更强的社会流动能力;也不同于新技术出现之前的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劳动者普遍会自觉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给自己赋权增能,从而提高了自身的职业能动性。

 在实地访谈过程中,有受访者就表示:“我现在基本上离不开手机了,感觉每时每刻都要关注微信或者工作APP上的信息,抓住了信息就抢到了机会,也就可以赚到钱了。”在他们看来,上网就可以获得信息和机会,就可以给自己带来收入,这种“信息=收入”的关系是确定的,只需要他们完成接单后的劳动安排。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彼时的劳动者需要关注时令气候、天气变化、植物灾害等方面的信息,而这种信息的变化是不确定和随机的,导致农业生产的收入也变得不确定和充满风险。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劳动者与工作信息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使得劳动者能够直面消费者,极大地增强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面向消费者、面向市场的优势。这种技术带来的劳动优势,在网约车服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受访者就表示:“没开网约车之前,我在工厂干过,在公司上过班,我工作的工厂是生产玩具的,每天就是按照工厂作息时间、生产流程和工作岗位重复劳动,除了知道工厂主管和小组长的任务安排,其他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开网约车就不同了,这个工作基本上是透明的,整个过程都在网上完成,要干什么,要去哪里,基本上都很清楚。”

 可见,新技术使得新生代劳动者脱离了封闭、严密的工厂管理体系,进入到一个信息相对开放、工作支配权相对自主的劳动领域,从而极大地消解了新生代劳动者的工作约束感,有效提升了新生代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权和职业获得感。

(二)新技术重构了市场—消费的基础秩序框架,为新生代劳动者提供了就业形态自由转变的机会空间,从而缓解了劳动剥夺感

 在新型技术—市场社会中,技术不仅仅只是外生变量作为效率工具简单供人使用,而是作为嵌入性的行动变量,通过多重途径,以多种方式同步或不同步对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产生影响。因此,新技术会改变作用力的两边或多边,形成新的作用力结构,达成新的动态平衡,进而建立起新的基础秩序框架,形塑出新生代劳动者新的行动空间与活动场域。

 1.直面消费者的劳动环境,有助于缓解劳动紧张感。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和去人工化,使得新业态的劳动关系变得简单、劳动控制变得简便,使得劳动者和消费者往往处在同一场域中。实地访谈的网约车司机就表示,“以前开出租车的时候,总是需要在路边等客、找客,现在就不需要边走边找,只需要到达约定地点就行”,并且“开出租车的时候,各种管理制度特别多,现在只需要对平台技术负责,按平台技术的指令去做就可以了”。

在访谈过程中,多数被访者一再表示,比较满意新技术所建构出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方式。(问)“现在的工作环境有什么好的?”(答)“现在的工作也是跟新技术打交道,不像以前在工厂打工,每天都是重复劳动,还要忍受机器嗡嗡作响的噪音,开网约车,机器接单,机器导航,安静舒适。”即便是送外卖的小哥,虽然认为每天被平台安排着四处穿行,还要接受公司安排的早训,但在他们看来,“外卖工作比工厂打工、比酒店服务员等有更多的自由,间歇性休息时间也较多,还可以在一块自由闲聊”,自由扎堆和闲聊的时间多,既可以舒缓工作的紧张,还能够减少不同平台之间的劳动差异,在相遇和闲聊的过程中,还可以交换工作信息和职业选择。

 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特殊。不同于在企业从事生产,劳动者几乎没有机会与消费者接触,也不同于销售行业和一般性服务行业,劳动者直面消费者的目的是达成交易,新技术所催生的网约车、外卖等行业,新生代劳动者在直面消费者时,只需要对平台负责、对技术负责,严格恪守技术导向下的时间负责制。访谈过程中,有外卖小哥就说:“送外卖有一点好,就是饭菜好不好吃,奶茶、咖啡好不好喝,不用我管,我只需要按照平台指引在规定时间内送到就行。”受访的网约车司机也说:“以前开出租车,还得要询问乘客怎么走,要是乘客不说,就得要自己选路线;现在就不同了,乘客没有提出的话,一般按照导航走。即便乘客投诉,我严格按照导航指引,怎么都不会错。”可见,从基于产品质量和服务治理导向逐渐转向基于技术导向,新技术的发展应用重构了新生代劳动者的劳动环境,缓解了他们在传统劳动环境下的剥夺感和紧张感。

2.新技术形塑了有助于劳动者的择业环境,提升了职业流动主导权。在新的技术环境中,不仅劳动关系和劳动管理变得更加简单,而且劳动者的职业切换也变得更加便利。有受访者说:“我当过出租车司机,后来家里遭遇了变故,再过来,没有出租车开,就干脆注册为网约车司机。”受访的外卖小哥也表示,“想去干活了,就去平台的APP注册就可以了。只要个人清白,应聘平台的工作很容易。如果不愿意干了,可以去工厂打份工,去酒店宾馆当服务员”。可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构了新生代劳动者职业流动和选择的生态环境,他们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和决定做什么工作,而且可以在传统的工厂企业和当前平台工作之间自由转换。

在职业流动和有效切换的同时,新生代劳动者可以在有限范围内行使职业主导权。对网约车司机尤其是自己购车的网约车司机来说,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出车、什么时候不出车,还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不休息。这种有限范围内的职业主导权,的确能够增进他们的工作幸福感和满足感。有受访者就说:“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状态挺好,虽然压力也大,但是干什么工作没压力呢?当我累的时候,当我不愿意干活的时候,可以自己决定,不要向别人请假,也不用担心违反制度、被扣工资。”

(三)新技术发展、人口代际更替和价值观更替的同步叠加,形塑出同新技术合作等融入新生活方式的流行观念,消解了集体性行动的话语体系

1.人口代际更替和价值观转变的同步,形塑了新生代劳动者的技术—消费权益逻辑。世界价值观测量相关调查结论表明,价值观的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富裕国家和地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占比高,而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物质主义价值观占主导[27]。纵向来看,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与个体的社会化经历有关,并且价值观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代际的人口更替来实现[28]。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着新技术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的劳动观、价值观和消费观发生了明显改变,初步形成了基于新技术为连接纽带的新生活方式和新就业形态,并且由于新技术始终处于发展迭代和更新过程中,这就决定了新生代人口(包括新生代劳动者)始终处在追逐新技术的路上。

 2.新技术形塑了新生代劳动者的新职业观和劳动期待,对新技术增量收益的期盼挤压了对眼前劳动关系的关注。当前,新媒体、移动支付等正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也在不断重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劳动关系。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垂直分工型劳动关系不断调整,建立在信息资源平等关系上的分布式劳动关系逐渐出现,并且新技术、新业态的迭代周期短、速度快,从而导致很多新生代劳动者总是在追逐“风口”,希望新的技术发展和技术周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增量收益。

实地访谈过程中,不管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外卖小哥,他们总是希望能够有新的、更好的平台型企业出现,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他们的收益,也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在受访的网约车司机中,有人就明确表示:“跑车有时生意好,有时又不得不跑空车,要是能够有更好的匹配方式,降低我们的空跑率,那我的收入肯定会增加。”受访的外卖小哥也说:“要在城市里赚钱,必须得适应新技术,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跟着新技术跑,肯定是没问题,至少收入不会差。”可见,新技术及塑造出的新生活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新生代劳动者的技术自信和对未来收入的满意度。

进一步来看,新技术不仅重构了就业形态和劳动环境,而且改变了新生代劳动力的劳动价值和职业期盼。随着新技术的线性发展和演变,技术介入后人们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技术的智能化水平和全社会普及程度也在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技术主导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对新生代劳动者来说,技术为他们创造了新的工作形态,也形塑了他们的劳动价值。有受访者就说:“加入网约车之后,工作状态确实不一样,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比如我在工厂打工时,必须严格按照工厂制度进行作息,现在我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当然,我不去工作的时候,损失肯定也比较大)。我也非常信任平台的技术,因为技术是最公平的,相信它,就能够给我带来收入,而且技术也不会骂人,这让我工作起来很开心。”可见,在很多新生代劳动者眼中,技术是中性的,不带有感情色彩,虽然技术不会跟劳动者情感交流,但技术不会骂人,也不苛求人,只要按照技术的指令行事,从业者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此外,技术还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在受访的新生代劳动者眼中,“我觉得我还年轻,技术还会发展,未来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新技术肯定会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好”。在新技术进化逻辑的驱动下,新生代劳动者认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新技术改进是同步的、一致的,新技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机会和更大收益,至于眼前的劳动境遇只是新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和片段而已。

3.新技术成为新生代劳动者的连接纽带,推动劳动关系问题转变为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消费关系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9]的研究表明,世界工厂的用工越来越呈现“短工化”趋势,即工人呈现出高流动性和弹性工作制,新生代劳动者也不例外,他们的工作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频繁变换工作,同一职业、同一工种、同一岗位上连续工作时间不断缩短;二是弹性工作,有需要时就出来工作,其他时间主动或被动选择不工作。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上岗就业、变换工作岗位变得更加便利和容易实现。在访谈过程中就有被访者表示:“今天可以干网约车,明天可以去送外卖,后天可以去工厂,实在不行,买保险、做销售都可以。”这表明,自愿弹性工作或主动“短工化”已非个案,关键在于找工作很容易,这既有宏观的经济发展和劳动人口供需关系变化的影响,也与新技术和共享经济的出现密切相关。在“短工化”和弹性工作过程中,劳动关系呈现出短暂性和灵活性,新生代劳动者自然无暇顾及劳资关系的深层次问题,而更多关注劳动感受问题,比如离职是否更便利、劳动报酬是否及时发放等等。

 进一步来看,新生代劳动者就是新技术和新经济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新经济和新技术的消费者,一定程度来说,他们是新技术背景下的消费者主体。这就使得他们看待劳资关系和劳动权益问题时更多基于消费的逻辑和视角。在访谈过程中,有被访者说:“开网约车也好,送外卖也好,关键是要爽,不爽的话,干起来就没有意思。我以前干工厂的时候,经常被主管批评,干得很窝火。现在就不同了,我为消费者服务,我本人也是新技术的消费者,有问题找技术,不像在工厂,产品有问题得找我负责。”在大多数受访者看来,他们是新技术的消费者,新技术不仅仅只是生产的技术,而且是生产和消费融合的技术。外卖小哥就说,“只要不耽误送餐,不出交通事故,我在送外卖过程中可以听听歌,用微信聊聊天”,这种工作状态在传统工厂生产岗位上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得益于新技术在劳动过程和消费领域的广泛应用,新技术成为新生代劳动者连接职业与自我、连接劳动与消费的主轴,进而将传统的生产劳动问题转变为新技术背景下的劳动—消费问题,劳动权益逻辑被消费权益逻辑所取代。

(四)新技术主导下的工作模式日趋完善,导致新生代劳动者普遍认同劳资关系的技术归因,最终消减了集体性行动的指向

 当前的技术赋权,不仅只针对行动者,而且对整个市场体系和运行也可以赋权。大数据、“互联网+”等迅速发展,不仅优化了市场的干预手段,而且提升了市场运行的精准性,有效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和控制了社会风险,推动技术主导型工作模式的日趋完善。进一步来看,技术迷思成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新生代劳动者的日常信仰,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自己与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转变为自己与技术的交往互动。

 1.人与技术的互动,构成了新生代劳动者劳动关系的日常。对网约车司机来说,他们的行动都是技术指导的,按照技术的规划和安排来做是不会错的。有受访的网约车司机表示:“我每天只需要按照平台技术提供的指令来进行就可以,生意由平台派单,出行按照技术规划的路线。”人机关系的高度嵌入,使得网约车司机忘记了劳资关系,也不会想起劳动合同,在出行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倾向于进行技术归因。如有受访司机表示,“今天运气不好,接的单不行,这个平台技术有问题”;还有网约车司机表示“很满意现在的工作状态,今天平台给了我一个好单,干完这一单,今天就完成任务了”;甚至有外卖小哥说,“今天的单没有完成好,都是导航不给力,让我上错了楼梯”。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劳动收益和生产环境是由技术决定的,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主要是未能遵循技术路径的安排。当问到有没有觉得劳动权益受到侵犯、高强度的劳动有没有违犯劳动法时,有被访者就表示,“技术又不会骗人,按照平台技术的派单送餐就好了,没什么违犯不违犯劳动法的”;更有受访者表示:“你说我为什么不抗争,那我跟技术抗争,我也算不过他呀!”可见,在技术—市场建构出来的新劳动环境中,新生代劳动者,基于平台技术的安排,按照平台技术的指引,不停地接单送单,与平台技术指向同步契合,周而复始。

 2.人与技术的关系,构成了新生代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核心。不同于工厂打工,工人在现场管理人员的指令和监督下完成工作任务,也不同于服务型工作,工人在任务守则的导向和约束下与消费者完成交易,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为代表的新型从业人员,他们的工作更多是在技术的量化管理和行程约束下,达成消费者向平台提出的目的性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成文的监管制度和规则可见,管理人员也不在场,劳动者直面客户,连接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是平台技术。因此,在新生代劳动者看来,雇主很遥远,客户很近但不能突破规则交流,只有技术是向着自己的,给自己带来方向感,也带来可以预期的收益。

实地访谈过程中,就有被访者说:“自己每天的行程由平台技术安排,我不清楚自己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只有平台技术才会给我带来方向感和稳定感。”在一个随机的消费市场和技术市场中,行程是不确定的,服务对象是不确定的,派什么单也是不确定的,在多种不确定性叠加的环境下,对新生代劳动者来说,平台技术是唯一可以给自己带来确定回报、确定路线的对象,自然也容易提升他们对平台技术的好感和信任。对于每天都在路上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来说,平台技术也是缓解他们劳动过程中孤独、不确定性的重要调节剂。

五、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移动互联网时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消减,并非是劳动者与企业资方之间不存在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新生代劳动者与平台型企业之间深度嵌入新技术—市场,新技术—市场所形塑的劳动形态和劳动关系,消解了劳动者集体性行动的空间和基础。当前传统和现代的就业形态并存,使得伴随着信息社会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在传统就业形态和平台型就业形态之间切换和选择,这就使得新生代劳动者形成了一种普遍性技术迷思:新技术给他们带来了就业机会和劳动收益,与技术合作,同技术进步,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劳动收益。新技术形塑的新劳动力市场,也给了诸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一定的劳动自主权、工作选择权和生产控制权,在平台技术的指引下,他们直接面向消费者或服务者,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消费者对新技术、新就业形态的认同,从而消解了他们直面平台型企业管控下的劳动控制感,提升了他们作为新技术使用者的主体身份感,进而增进了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和未来期待感。因此,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就业形态和新生代劳动者之间的互嵌和同步,推动新生代劳动者始终在追赶新技术的路上,始终期待着更加先进、更加精准的新技术的出现,这种职业期待感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他们合作型的劳动价值和权益意识,从而间接地削弱了他们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进而使得基于劳动权益的维权的集体性行动趋于消减。

(二)讨论与判断

未来随着新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广泛使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利益分配会更多向劳动者倾斜,人与技术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和谐,基于劳动生产和权益保障的集体性行动可能会真正消失。就现实来看,新技术—市场的发展,彻底重构了平台型企业的劳动管理,也使得当前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形态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1.技术整合成为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关系的中轴。劳动关系作为一种权利,调节的是企业资方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通常会高度嵌入市场环境和制度基础,并受到第三方的制约,但主要是政府的干预和治理。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技术—市场向纵深突破,会深刻影响企业、政府和劳动者三方关系的走向,使得企业、政府和劳动者的关系朝向更加和谐、更加有效率和更加匹配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基于新技术主义主导的新型劳动关系格局,推动劳动关系中基于人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转变成为人与技术之间的协同关系。

2.技术变革从劳动关系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基础秩序框架。在以往研究中,技术作为工具变量探讨其改进或创新所带来的效率,这就使得技术通常以作为外生变量的形象出现在劳动生产、企业管理中。当前,新技术主义视角下的技术变革,已非简单的外生变量,而是成为构建新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基础变量。移动互联网技术、新媒体技术等的扩散和普及,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都可以借助技术赋权增能,同步或不同步提升行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从而改变不同行动主体在权力关系、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不对等地位,推动政府、企业、劳动者在新型劳动关系的地位重构。

3.新技术—市场会形塑出三类企业逻辑:工业化逻辑、半工业化半互联网逻辑和互联网逻辑。按照新技术—市场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未来的企业劳动形态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改良型企业,本质上是工业化逻辑基础上的新技术适应,并未从根本上触及企业运行的本质,基于垂直分工指令型的管理模式没有出现根本性变革;一种是过渡型企业,本质上是工业化逻辑和互联网逻辑的博弈,基于实用主义立场,以运行效率和发展效果来取舍工业化管理还是互联网管理,处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动态均衡状态;一种是未来型企业,本质上是互联网逻辑的产物,基于分布式权力结构基本形成,但在适应和嵌入劳动政策上具有超前性,即当前的政策制度滞后于未来型企业的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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