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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磊:持续增强广东绿色发展动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描绘了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新蓝图。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也是能源消耗大省和资源环境约束严重的省份,率先实现绿色发展的责任更加重大、需求也更为迫切。

  提升空间巨大

  从历史变化来看,广东社会福利的创造总体上远大于环境损害。一方面,技术进步诱发了资源能源和污染物排放效率不断提升。近10年来,广东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变化呈现“X”型走势,即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提升,能源消费强度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过去30年间,广东人均GDP增长约20倍,而多数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均在10倍以内,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另一方面,结构优化初步塑造了产业和能源的绿色发展格局。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的“二、三、一”格局调整为服务业主导的“三、二、一”格局。能源利用绿色化趋势日益明显,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从2010年的14%提升为2015年的20%。

  从现实坐标来看,广东绿色发展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先进水平。总量上,广东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下同)排放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但其占全国比重远低于GDP占全国比重。强度上,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均位居全国前10,单位GDP能耗水平位居全国第二,与同等发展水平省份相比处于领先地位。负荷上,省域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负荷并不高,与同等发展水平省份相比处于先进水平。质量上,以大气环境为代表的环境质量呈现初步改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中广东城市接近占据半壁江山,“广东蓝”享誉全国。

  从世界范围来看,广东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期水平。此外,化石能源使用占比、天然气发电量占比、能源使用强度等指标均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同期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更宽广的视野下,广东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依然巨大。

  直面发展短板

  广东绿色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存在诸多短板,总体来看呈现“两个不均衡,一个不匹配”。

  首先,领域间的不均衡。与优秀大气环境质量相比,广东的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水环境质量与同等发展水平省份相比处于落后位置;农村环境治理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短板效应明显。其次,区域间的不均衡。珠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即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逐步进入发展与保护的“双赢期”。与之相比,粤东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且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将激发较大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发展与保护协调的难度将日益增大,仍将较长时期处于发展与保护的“两难期”。最后,环境投入的不匹配。当前,广东的环境治理投入占GDP比重不足1%,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较为落后。这不仅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也难以为环境质量改善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目标上由“数字达标”向“感受改善”转变。公众的环境需求将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而变得更加直接与强烈。同时,这种需求也将由简单的、一般的从众化需求向更高层次的多样化需求转变。这就要求政府的环境目标要从现在的总量控制向质量改善转变,不仅要追求量上的削减,更要注重质上的提升;不仅要完成“数字达标”,更要实现可感知的改善,将公众的切身感受作为环境目标设定与检验的重要依据。

  二是在路径上由“技术驱动”向“结构驱动”转变。技术效应在广东过去30年的节能减排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技术的边际递减效应使得这一重要驱动力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逐步衰减。未来,广东应将产业结构和能源优化作为绿色发展的新动力,继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绿色化改造传统产业,引导资源能源更多地向绿色产业配置;加快削减煤炭、石油等传统高排放能源的使用规模,其削减产生的空间则由清洁能源进行补充,大力提升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使用比重。

  三是在策略上由“文件治理”向“法规治理”转变。突击式、碎片化的文件治理仍然是当前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环境质量优异的国家均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拥有系统完善的环境治理制度和法规体系。广东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力就必须逐步培育和释放“管理效应”,促使环境治理手段由现在碎片化的“文件治理”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法规治理”转变。

四是在方式上由“政府独奏”向“多方参与”转变。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决定了仅有政府“单打独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挥企业和社会力量,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应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市场化激励政策,吸引企业参与环境治理,让企业在追求经济利润与承担环境责任间找到平衡;应采取更加主动、透明的环境信息公开,吸引公众参与,让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由当前的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由程序化参与到深度化参与。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