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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法论创新

冯立鳌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形成,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运用了创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是主体依照某种理念,将多个要素按单线条串联起来,构成首尾照应的圆环结构,通过发挥要素的整体功能来实现主体的目标。这种方法可称“圆环方法”,它具有要素串联性、首尾照应性、时空协调性、操控灵活性、主体责任性等理论特征;该方法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优秀思维方式,拥有极为深厚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四个全面  圆环方法   理论特征   思想渊源   模式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小康社会建设、深化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和完善党的建设,都曾经是全党全国人民一定阶段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的历史性推进,演绎出了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图景。为了应对二十一世纪前半期的复杂趋势,十八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一新的理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纲领,其生长与成型也必然地包含着方法论的创新。 

一、圆环型的方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一方面是秉承了我党此前的若干重要思想理念并做出了明确的深化和拓展,另一方面是在“一个目标——两项手段——必要条件”这样的内在逻辑中定位了各思想理念间的本质关系,构成了严密而完整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更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①他又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②这些论述正揭示了“四个全面”中各要素间蕴含的某种复合关系。“四个全面”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形式,它清楚地揭示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目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以顶层设计的形式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总体目标、各层手段和重要着力点。对全党全国人民而言,它是一种要点突出、关系明确、相互照应、逻辑严整的理论指南。

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考察,“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体现着一些明显的特征:其一, 它是多要素的组合,表现为某种平行推移的稳定结构;其二,多个要素间存在某一内在联系,这一联系是人们运用某种更深沉的理念去认识而发掘生成;其三,由新的理念发掘生成的各要素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单线条首尾相接的形式,即逻辑上的圆环形状;其四,在圆环形状中,各要素具有特定的功能定位,共同服务于一个共同目标;其五,整体目标的实现,需要理念持有者这一主体的推动;而只有靠主体人的自觉推动,才能实现要素的整体功能,实现最终目的。对这样由多要素组合、体现为上述特征的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圆环型方法”或“圆环方法”。

“圆环方法”是我们考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认识其形成过程和内在结构所发现的内蕴方法。应该说明的是,“圆环方法”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一种行为方法、行动方法,它是用创新的思维方法引领行为方法,又用独具特征的行为方法来体现思维方法,本质上是思维方法和行为方法的统一,也体现着理论创新和行为创新的统一。

与系统论不同,“圆环方法”是要靠一种理念发掘其主线联系,要素间的联系离不开主体人的设定;其内含的各个要素间虽然有融通性、渗透性,具有一系列复杂的联系,但其主线联系则要靠作为思维与行为的主体人,按照一定的理念来把握和设定,其间需要去粗取深、去杂存主,这一切离不开主体人的能动设定。

二、圆环方法的理论特征

圆环方法作为一种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它具有一些重要的理论特征。

第一,要素的串联性。圆环方法是要靠某种理念,把诸多相关要素组织起来和串联起来,由于所持理念的确定性和各要素间连接关系的稳定性,众多要素串联的次序一般不能颠倒。在圆环方法的运用中,要素间的次序或者体现为“目的——手段——条件”链式关系,或者体现为复合式的因果链接,总之各要素间体现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在形式表达上,某些要素可能出现缺位,但内在的逻辑上绝不缺位,只不过某些要素会以隐含的形式表达。这需要人们在实际分析中深刻体悟。

第二,首尾的照应性。圆环方法涉及诸多要素,而要素间又呈现一种单线串联的关系,似乎表现为从头至尾、有首有尾,而在本质上,既定的首尾又是互相照应的,间接的联系中表现着直接的关联性。比如“一带一路”涉及到的众多经济实体,从起始点即有资金、技术的灌注和输出,整个过程可能包含串联式的量能涌动,但起始点的量能绝不是有去无回,而是每个终点都会有给予起始点的利益回馈,表现为一种首尾照应。在“四个全面”理论系统的两端,“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力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点并未直接串联,但实质上,只有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体现了我党在民族复兴事业中的巨大引领作用,才能进一步巩固我党的领导地位,该理论系统同样内含着首尾照应的关系。

第三,时空的协调性。圆环方法所涉及到的众多要素的外延,亦即各要素涉及的范围在一定时段是确定的,同时又是随着实践的推移与时变化的。如小康社会及其标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依法治国的思路,完善党的建设的措施等,我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有明确阐述,而所持的方式在不同阶段都有调整和发展。时间在变,要素的某些方面在变,因而圆环状态的变化是绝对的。圆环要素及其整体状态总处在时空坐标的一定方位上。

第四,操控的灵活性。圆环方法涉及的内部要素在实际生活中会损益变化,操控这种变化就必须考虑其时空特点,保持高度的灵活性;脱离了实际生活,不能准确把握特定时空方位上各要素的变化,往往会刻舟求剑,导致操控僵化、方法失灵。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新的中央领导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密集调研,就是要考察了解“四个全面”理论系统中各要素的变化现状,保持操控的精准性灵活性,他们是圆环方法的忠诚实践者。

第五,主体的责任性。圆环方法是靠理念组织要素,其表现出来的圆环状态是理念设定起来的,其整体目标的实现不是要素的自然展开,而要靠主体的推动,行为主体承担着推动圆环组织实现整体功能的责任,而组织目标的实现也和主体的利益相关联。如“一带一路”的主体是沿线涉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事业的成效需要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四个全面”的行动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其间,全党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进一步挖掘出了主体的广泛性,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功成不必在我”的“接力棒”意识③则强化了主体的历史承传性。圆环方法整体目标的实现正是靠主体不懈的行动来推动。

三、圆环方法的理论渊源

圆环方法应该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但这一创新并非无本之木,不是凭空而出,它具有极其丰厚的理论渊源。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了主体人对圆环方法所涉内涵的认定和把握。唯物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④,圆环方法从理念的把控、时空的协调,到主体的确认,都离不开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指导着人们对诸多要素间内在联系的深入挖掘;主要矛盾的方法引导人们在要素的复杂关系中去除芜杂而把握主线;唯物辩证法的时空观与变化观启发了人们对时空协调性的理解并指导了人们操控的自觉灵活性;主体人的能动性理念要求人们对要素及其关系必须作出深刻认识,并促使人们强化应有的主体责任意识,等等。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卓绝的思维方式奠基了圆环方法的基本模式,这包含如下多种:

一是“五行相生”的方法。传统的“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具有自前往后顺次生成的单线串联式关系,而“水生木”,又使这一串联式关系的两端首尾照应⑤。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可靠的实用价值,其中的五行相生关系实际上表现为单线条连结的圆形循环状态,这是典型的圆环形状、圆环思维,对“四个全面”理论中圆环方法的形成应该有直接的引领。

二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老子﹒第42章》表述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⑥按照这样的理解,道、一、二、三、万物,就是一个由前至后的单线串联式关系,末端的“万物”是由前端的“道”逐次生成的,但“万物”负阴抱阳,含柔和之虚气,又表现着首端“道”的本质特性,这在逻辑上也是一种首尾照应的圆环形状。老子的这一思维程式应是“四个全面”理论中圆环方法的一个思想来源。

三是孙子的军阵布局法。《孙子兵法﹒九地篇》在讲到用兵布阵的神妙方法时提出:“故善用兵者,比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⑦蛇是一种包含首、中、尾许多受力点的长条状动物,常山之蛇率然体形虽长,却呈现为一个首尾照应的整体,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孙子提倡军事家运用这种排兵布阵的方法,对“四个全面”理论中圆环方法的形成应该有重要的启迪。

四是儒家的主体责任意识。儒家经典《易传》提出“君子以自强不息”⑧的奋争精神,《中庸》主张人应该“赞天地之化育”⑨,均是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能动性和应该担负的责任。这一思想作为深沉的文化积淀,激励着世代中华志士的开拓创新精神,成为“四个全面”理论中圆环方法形成的思想支撑。

再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优秀成分的结合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本位。任何一种思想都内含着自身的理论本位,所谓本位,即是理论的出发点、理论论证的目的。如道家以个体人为本位,墨家以天下为本位,法家以君主为本位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本位的理论学说,本质上具有勇于为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作论证的理论立场;中国传统的儒家总体上是以社稷为本位的理论,社稷本是古代诸侯和帝王世代祭祀的、包含土地和血缘承传的神位,它不同于国家,体现着某种血缘性和私有性,但也包含着历史的承传性。

“四个全面”的思想从根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位,它从全中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划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它吸收了儒家思想本位中注重利益主体历史承传的一面,要顾及中国劳动人民的历史承传性。人民性和承传性这样两个方面的结合,落脚点为世代承传中的全中国人民,这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本身。可以说,“四个全面”思想的理论本位,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本位,正是在东亚大陆上承传数千年、在当代生机勃勃复兴在望的中华民族,这一本位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征。就是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它赖以形成的圆环方法论具有双流和合的相同的理论渊源。

四、圆环方法的模式化应用

十八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其间开创性地运用了圆环方法。圆环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与行为方法,不只被用于当代中国战略布局的规划上,这种方法曾被多处运用。

“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产生于圆环思维的方法。2013年9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东盟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又提出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地区经济合作设想,至今已有六十多个国家参与共建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是用一种明晰的理念把世界范围繁乱驳杂的众多主体要素串并起来,走向共同繁荣的目标,它的顺利推进必将彰显圆环方法在国际社会的成功运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内含着复合的圆环方法。党的十八大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各含四个要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个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11。这是一种立体的三层圆环结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需要圆环内各要素的首尾照应,又需要三个层次间的相互协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人们对圆环方法能做出更熟练的应用。

“三严三实”是圆环思维方法对主体人生命生活的当然要求。从认识论、实践论的角度讲,主体人与客观世界是相对待的两极,在双方的关系中,主体人首先必须忠诚地追随客观世界的运动,同时又必须用客观世界的运动法则肃整自己。“三严三实”中的“实”是“诚实”之意,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古人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2人对客观世界及其运动法则要信、要诚,这是主体向外的思维;同时人要运用客观世界的各层法则(包括客观规律、道德伦理、天理良知、纪律规范等)严格肃整自己,这是主体向内的思维。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下,主体人在向外的思维路径上求诚求实,必须注重谋事、创业、做人三个方面;而向内的思维路径上应该严格遵守修身、用权、律己三个要点上的规则。前后两个思维路径构成了主体与客体两个要素间有来有往、彼此照应的圆环思维,而这种双向循环关系的实现离不开主体人的能动努力。可以说,圆环方法是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并全面贯彻“三严三实”思想精髓的固有利器。 

“五个发展理念”是圆环方法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规划上的运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的实际,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13这五个理念互相连接、前后照应,组成一个整体,将共同支撑和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

正在顺利推进的全局化的中国军队改革是圆环方法在军事建设上的生动运用。这次军队改革是我国军队建制上的重新洗牌,新的方案依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当代强军理念,是要构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14,具体是将条块分割的七大军区变成垂直管理的五大战区,形成了“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这是以中央军委为核心、以作战和管理的两个理念分别串联各个层级作战单位,构成同枝双蒂的两个不同圆环系统,两个系统的功能不同,但都主线清晰、首尾照应,整个改革的设计思路和运作程式都合于圆环方法。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圆环方法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最新示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该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涉及水、陆、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生态多方面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视察重庆,将一年多前提出的这一经济带理念进行了详细阐述15。该经济带理念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1个省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面向大海、横贯东西、蜿蜒伸展、首尾呼应的经济联动体,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注入不竭的活力。舆论称长江经济带建设为“万里长龙,乘势腾飞”,“长江经济带”建设无论在战略设计上还是在地理表征上都打有圆环方法鲜明的烙印。

五,方法论的自觉创新

运用新的价值理念把若干相关度本来不同的事物串联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中价值等同、功能各异、相互支持、首尾照应的要素,并使这些要素在某种特定组织中通过相互吸收、相互作用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种圆环方法经历了一个由工作探索到自觉创新的过程。

习近平同志早年就有在工作方法上的实践探索,他曾尝试将诸多相关的实践对象串并起来,做出整体性的统筹规划。如主政地方工作时针对农民生产品单一、增产不增收的状况,提出了“大农业”的概念和“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主张农、林、茶、果、牧多要素协同发展16;同时提出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应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注重“从实际出发,改进工作方法。” 17后来又提出欠发达地区应该“实现思想观念的跨越式转变”,确立“大开放”的意识18,这些都有相应的分析阐述和推进措施,其中就包含着将多种相邻要素用某种理念组织串联起来,组成新的结构体,实现整体功能的设想,也注意到了工作和策略上的方法问题。这里的尝试仅是一种出于现实需要的工作探索,在方法论上尚处于非自觉的状态。

主持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底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19方法论的探索被提到了重要地位,成了他领导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行为。次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国土资源管理问题时他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0人、田、水、山、土、树,在这里是单线串联的要素,且前后相关、首尾照应。他用某种理念勾画的这一“生命共同体”已经表现出了圆环方法的初始状态。依据这一创新的方法,他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大统战、“大宣传”21的理念;又主张运用“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的综合思维确立和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22,并有相应的分析阐述和推进措施;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他曾表明了“有效整合社会意识”23的必要途径,方法论上的实践探索开始向理性自觉转变。“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综合了方法论探索的经验,它是圆环方法拔根出土、破茧脱壳或锻造成型的标志。该方法在实践中的多次模式化应用,离不开“四个全面”的思想指导,但也是圆环方法被熟练运用的体现。

圆环方法是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和解决诸多复杂问题的常用手段。一种思维的程式或行为策略,如果能被设计者反复使用,甚至能在不同问题上被作为一个模式来自觉地应用,那么,这种程式或策略就可以被视作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若被证明正确、有用,那就是科学方法。“圆环方法”就是这样一种萌生于“四个全面”思想理论中创新的科学方法。

注释: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12月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人民日报》,2015年1月13日,第1版。

④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0页。

⑤ 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岳麓书社1997年10月版第184页。

⑥ 《老子》,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2页。

⑦ 《孙子兵法》长沙:岳麓书社,1991,第152页。

⑧ 《周易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⑨ 《礼记·中庸》岳麓书社2001年7月版第709页。

⑩ 1119202122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89-290页、第169页、第67页、第85页、第156页、第200-201页、第163页。

12《礼记·中庸》,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708页。

1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第1版

14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第1版。

15《万里长龙 乘势腾飞》,《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2月16日,第1版。

1617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185、第164页。

18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510-511页。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